自称“昆曲志工”的白先勇此次自美返台，主要是推广被他称为“世界上最美最美”的昆曲艺术。上海昆剧团刚刚在台北观众的激情掌声中结束了演出，另一位来自沪上的昆曲小生蔡正仁又将在台北“新舞台”表演《长生殿》，白先勇随后也将应邀作题为“中国诗词戏曲‘以儿女之情寄兴亡之感’”的演讲。

　　白先勇饱经沧桑的身世和生活、创作经历，又何尝不是中国这一千古贯之的主题的体现。作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他幼年时便随着时势的变幻不断迁徙于南宁、重庆、南京、上海和台北等地，感受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与灵肉善恶，被文学评论家称为“因出身没落豪门并以华丽文笔演绎人生悲剧”的“王谢堂前的燕子”。

　　而白先勇自己认为，他的“儿女之情”和“兴亡之感”大多萌生于上海和台北。

　　台北是白先勇“文学之旅”的起始地。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台北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他回忆说：“由于自小受到中国传统诗词歌赋和‘五四’新文学的熏陶，我上中学时便深深爱上了文学创作，1958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两年后，他和同学陈若曦、欧阳子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并发表《月梦》等作品，引起文学界的重视。

　　谈起他的成名作《台北人》，白先勇表示，尽管这一著作是在他去美国读书工作后完成的，但小说反映的内容和主题是他在台北10年生活的积淀。“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台北社会充满着混乱、颓废和绝望的气氛，由于家世的原因，我对当时各种各样的人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他说，“新与旧、灵与肉、生与死，这些沉重的人生命题时时撞击着我的心灵，迫使我要出来加以关怀，表达自己对人性与历史的感悟。”

　　在由14个短篇组成的《台北人》中，白先勇以近乎白描写实的笔法勾划出从“五四”到“北伐”，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段时期台北人的群像：没落的权贵、彷徨的学者、投机的商人以及醉生梦死的风尘女子、失魂落魄的大陆老兵。《台北人》在当代世界文坛赢得了盛誉。

　　而对于上海，白先勇认为是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记的大陆城市，也是作品中始终留存的影子”。到台北前的4年上海生活蕴育了他浓郁的“上海情结”，他至今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少年时在上海居住的街巷、看梅兰芳演出《游园惊梦》时的场景，当然还有外滩、南京路这些灯红酒绿的“怪异世界”。

　　他认为，不管是他藉以成名的《台北人》，还是后来在美国所写的《谪仙记》等作品，都有着上海的影子，尹雪艳、金大班等这些作品中被生活摧残扭曲的灵魂，均是从上海的“十里洋场”漂泊而来。白先勇作品就是通过上海与台北这两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场景的切换，给人以荣衰变迁、灵肉相搏的沧桑感。

　　居美40载的白先勇不否认西方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但他始终认为，中国文化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宝贵财富，也正是因为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芒，白先勇的作品数十年来在以台北和上海为代表的两岸受到读者的青睐。

　　白先勇在美国创作的作品有很多都寄回台北发表、出版，他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等一批作品在台北被拍成了电影，轰动一时。而他再次回到久违的上海则是1986年，熟识而又陌生的都市以其“崭新的发展”和“浓郁的文化”将他震撼。从此，他几乎每年都到大陆一次，而基本上都是到上海从事文化交流。谈到对上海的看法，他说：“上海今天变成了一座国际级的新城，又同时保留着旧时的影子，这种近乎‘后现代的味道’让我着迷。”

　　自从上海著名导演谢晋将他的《谪仙记》改编为《最后的贵族》搬上银幕后，白先勇的作品在上海畅销不衰，上海多家出版社新近接连推出了他的多种小说集和散文集。而他在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高校举行的演讲也在学子中引起反响。据他介绍，谢晋正在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改编成话剧，准备今年搬到台北的舞台。对于被许多电影人看好的《永远的尹雪艳》，他则十分认可出自上海的导演王家卫，因为他“拍《花样年华》很成功，上海味道把握得非常好。”

　　尽管年事已高且患有重病，但白先勇近年来仍不断奔走于两岸之间，推动文化的交流。“两岸尽管隔绝已久，但文学、戏剧和音乐的交流却是不断升温。”他说，“传统文化可以穿越海峡，引起两岸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共鸣，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根。”

　　窗外的细雨在微风中织成密密的锦丝，白先勇的思绪也不断闪回在台北与上海之间。他说，是“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将他的一生与这两个城市紧紧连结在了一起，他的“双城记”还要不断“创作”下去。（新华社台北1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