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广西卧铺车上一个歹徒一夜强奸３名女子而车上40多人无一人出面制止一事的报道，引发有关“看客”的讨论。其实这类事情已多，而我以为还有必要提及的是，也有见义勇为的例子，比如不久前在广东南海，一个叫李宗爱的湖北打工仔因为救人被汽车轧断双腿，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因为没有钱而被医院停止用药。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一些因果》中谈及此事的因果，这是一种极为残酷的现实示范，如果见义勇为最后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那么，单单是呼唤道德或是血性，都未免苍白。

　　《南方周末》近期有篇文章《旁观者效应》，对于广西卧铺车上的强奸案，似乎可以给出一种解释。这篇文章介绍说，美国有两个年轻科学家做过一项实验，证明在有很多旁观者在场的情况下，反倒无人伸出援手，因为每个旁观者都认为自然会有人去救助，无须自己积极。假如事后被责难，也不会是自己一人承担。这个旁观者效应与“三个和尚没水吃”有相通之处：个人的责任意识随外部情境的变化而变化。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情境是，旅途环境的特殊性，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乡可以做到的事情，在旅途中未必还能够做到，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叫做“旅途效应”。也许还可以提及上面说到的“英雄落难效应”……这些都可以说明为什么40多人会屈从一个人的淫威和兽行。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如果自己在场，一定会干掉那个人渣。我想绝大多数人不大会碰到这样需要赌命的场合。不过可以设想一下，在这样的场合下，你为什么要去赌命呢？为了信仰？为了正义？如果这些精神上的东西需要生命或者一条腿、一只胳膊、一大堆的医药费去换呢？你会怎么样？换句话说，我们经常面对利与义相互冲突的情境，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所有人都是在场的，我们其实不需要一个特殊的赌命场合来证明自己是看客还是义士，我们随时都要证明自己。

　　老黑格尔有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在物质的欲望之外，还有“承认的需要”。用我们的话说，人在利之外，还有义。这个观点实则是他打开历史之锁的钥匙。心理学家马斯洛分析人的需要层次，把承认、尊重的需要放在最高层级，其对乎？其不对乎？真是一言难尽。黑格尔其实把承认的需要看作是人的“第一个需要”。事实上，贫贱之士每有义举，而富贵之人常有兽行，即使潦倒如拾荒者，也是需要被承认的。福山就是根据黑格尔的这一原理，说明为什么历史终结于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最能彼此满足“承认的需要”而不是有的人获得满足有的人不能满足。不过尼采则早就以预言家的口吻说，在自由社会出现的典型的个人是“最后一人”，这个“最后一人”为了自我的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甚至不惜用人的道德原则去交换。比较而言，现实倒是接近尼采所谓的“最后一人”，义士稀少而庸人比比皆是，敢于赌命的人不是为了承认的需要，而有一点承认需要的人正在把这种需要换算成实惠，到处都是聪明人或者精明人，或者叫犬儒，中国人因此一点都不愤怒，正因为这样，支配、奴役和暴行才格外容易到处得手。

　　如此，又涉及鲁迅早就关注过的老问题，所谓国民性的问题了。鲁迅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谓不争者，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不争取黑格尔所谓的承认。我们缺少一点血性、一点拍案而起，更别说视死如归的精神了。我们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但是我们似乎正在慢慢地失去义勇。我们需要文化补钙或者精神补钙，老子早就说过，民不畏死……可见血性还是有过的。而同时，我们尤其需要制度创新，比如说，为了使见义勇为者可以后顾无忧，我们是否可以设立“义勇基金”，重奖当代英雄？又比如说，我们很少为这些当代英雄树碑立传，不妨看看我们身边的雕塑，充满了过日子的闲散气息，而罕有精神超越的旨趣，难道不可以改变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