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哥来了

　　“在我的一生中，帮助我最多的是大哥，爸爸妈妈不理解我，只会骂我，我很担心我到底能不能有机会去读大学。成绩出来的那个夜晚，我一个人坐在山上，想了很多，想了很久……”——摘自晓菊的日记（2002年8月24日）

　　冯晓菊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却因为150元的手续费与父母发生了冲突。一气之下，三天没有回家。

　　在冯晓菊家，我们参观了晓菊、晓燕两姐妹的“卧室”。电灯泡发出的昏暗灯光让这个屋子显得更为简陋。贴在天棚、墙壁上的化肥包装袋几乎变成了灰黑色。靠床的土墙上刨开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就算窗户了。挨窗户的地方有张木头桌子，上面放着一本《物理参考书》、一本日记本和一个外壳已破损的收音机。床上崭新的蓝花被子与这个屋子显得格格不入。“这是妈妈给姐姐上大学做的。我们小时候根本就没盖过被子，都是用烂衣服盖着睡。”晓燕眼睛湿润了。

　　“在我读书时，大哥（李坚强）就帮助我们，如果没有大哥，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姐姐的学习成绩不是最好，大哥经常写信鼓励姐姐，不仅关心姐姐，也关心我们全家。”今年“五一”节，李坚强了解到这个家庭的贫困状况后，立即给了晓菊爷爷、爸爸、妈妈和弟弟一些钱。

　　“弟弟在三都师专读书，快开学了，可是没有钱交学费，要等我的工资发了弟弟才能去上学。没办法，爸爸妈妈只能卖粮食，可是卖了粮食又不知下半年怎么过。”晓燕忧心忡忡地说，这次姐姐出走的症结——开学要交3000多元的学费。她们清楚地知道，3000多元对于这个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贫困家庭意味着什么。

　　特别的春节

　　“今天接到大哥的来信，他说要到贵州与我们一起过年，当晚我和妹妹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一晚上都在想大哥是什么模样，有多高。3年了，我们常常想大哥究竟长什么样。可突然又想起家里可谓家徒四壁，该让大哥住哪里？我们难过极了……”

　　——摘自晓菊的日记（2002年1月3日）

　　2001年年底，李坚强写信说，他想到贵州看看晓燕全家，可能会来贵州与他们一起过春节。小姐妹俩激动坏了。第二天，晓燕就找学校的同事借报纸糊墙，并把家里最大的一间屋子收拾出来，把爸爸妈妈结婚时的惟一家当——一个黑木头桌子搬进来。细心的姐妹还买了一套茶壶茶杯和取暖用的铁炉子。晓燕还把这张桌子重新涂了一层漆。小柜子、抽屉都张了口，晓燕特意用宣传画从里面补上。她们还购置了一面粉红色的小镜子，一把梳子、六个新凳子。弟弟还把自己心爱的“贝隆”宣传画和一张明星画慷慨捐出。

　　但没想到，李坚强因为工作的缘故，没能来贵州。看到来信后，姐妹俩怅然若失，“那是我们过的最糟糕的一个年，直到上班，我们都觉得特没意思。”

　　第一件新衣服

　　“明天我要去实习了，大哥在信封里夹了200元，让我买件新衣服。‘就要当老师了，一定要买件新衣服，这样才能为人师表’。看着大哥的信，我一晚上都辗转反侧，大哥真是神了，竟能猜透我的心思！第二天，我狠狠心，花10元钱买了一件衬衣，长袖的，那是我的第一件新衣，第一件长袖衣服。”

　　——摘自晓燕的日记（2001年5月4日）

　　“因为家境困难，成绩优异的晓燕和弟弟本来都考上了都匀二中，黔南州的重点中学，但为

　　了早点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他们俩都放弃了，转读贵州师范和三都师专。”摆所镇威远中学的女校长告诉我们，这姐弟三人一直是他们学校的尖子生。

　　现在晓燕已毕业了，成了摆所镇的一位小学教师，但李坚强还没有停止帮助她。有一次，晓燕在来信中说起，她所在的摆所镇沙冲小学学生的失学率很高，而且学校里40多年来都没有一间阅览室，孩子们都没看过课外书。得知这一情况后，李坚强利用“五一”长假，带领4个义工到贵州实地考察。并当场结对帮助3个孩子重返校园。9月3日，他特地拿来了500元，亲手交给沙冲小学的校长，让他给孩子多买些课外书。

　　“谢谢”这个词太轻了

　　“今天去领录取通知书，我到了县教育局，他们说必须要交150元手续费，我就回来问爸爸妈妈要，可他们却骂我没出息。我很伤心，他们怎么这样不理解我？”——摘自晓菊的日记（2002年8月28日）

　　9月2日晚，我们家访回来后，在我们住的招待所门口，看见了冯晓菊，她的一个女同学站在她身边。

　　“大哥理解我，经常给我鼓励，接到大哥的来信，我就很温暖，像过年一样，似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不再那么自卑。”晓菊说着脸上露出了纯真的笑容。“我想谢谢大哥，但感觉‘谢谢’这个词太轻了，无法表达大哥对我们家的恩情。”

　　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也为了减轻李坚强身上的担子，冯晓菊填志愿时，主动放弃了贵州大学，因为贵州大学离市区较远，不方便打工。贵州师范大学不仅学费低，而且离城近，好打工。她选择了贵州师范大学。

　　9月3日，我们离开贵阳时，还没到冯晓菊的报到日期，李坚强打算带晓菊报到的计划搁浅了，但他还是带着晓菊去了趟贵州师范大学。在贵州师范大学门前的储蓄所里，李坚强给冯晓菊开了个新账户，存进了新学期的学费3500元，并手把手地教晓菊如何存钱，如何取款，如何使用自动取款机，如何设置密码。在学校门前，晓菊与李坚强合了影。“现在是大学生了，怎么也要穿得整洁和体面点。”临走时，李坚强悄悄往晓菊的录取通知书里放了300元钱。

　　在我们即将离开贵州时，晓燕告诉我们，她现在调到摆所镇下坝小学教学了，以后她再也不用每天走两个小时的山路上班了。听晓燕说，现在分配制度变了，弟弟将来可能不分配了，弟弟很想上大学，现在正拿姐姐的书读，准备自学考大学。晓燕不好意思地说，等弟弟、姐姐都毕业了，她也想去读大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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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菊的心事

　　 “我感谢大哥，可每次去拿汇款单时，我的心情都很矛盾。”采访中，晓菊告诉我们，她很自卑，心理压力很大。她不想欠大哥的太多，她想告诉大哥，不要再给她寄钱了，可她又没有办法。每个月写信时，她的心情都很复杂，不知怎样表述才能让大哥不再寄钱却又不伤他的心。晓菊说，她这辈子都还不清大哥的债。

　　记者回到深圳后，收到了冯晓菊的来信，她在信里这样写着：“大哥领着我去取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的咳嗽声使我的心无法平静。我很想关心地问他一下，但我总没勇气说出口。当他在农业银行教我填存款单时，‘叁仟伍百元’这几个字让我惊得不知所措。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就像天文数字，我想对大哥说，这太多了，他几乎连回深圳的路费都给我留下了。大哥对我的恩情就像座山深厚而沉重……”

　　“等到我毕业工作的时候，我希望给爸爸妈妈起一所房子，砖瓦房，然后到深圳看看大哥，用我自己挣的钱给大哥买一些礼物。然后再给妹妹买一台电脑，妹妹最喜欢看别人在电脑上画画，常常一看就是半天。”晓菊说。

　　事实上，如冯晓菊一样的学生并不算少，他们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为了上学，只好接受各方面的资助。但在接受资助的同时，他们的内心十分忐忑。

　　“我们的资助不应只是‘物质’上的，还应帮他们建立起人生的坐标，完善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李坚强觉得他身上的担子很重。

　　李坚强带晓菊（左）来到贵州师范大学，并为她在银行里存了学费。

　　冯晓燕（右）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

　　听冯晓燕（右）说她的一些学生同样面临失学的危机，李坚强又一次伸出援助之手。图为晓燕、接受资助的学生与李坚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