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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师苦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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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一一一师
在中华大地上，从远古至今，金戈铁马、喋血残阳，远去了多少英雄烈士；荒冢断垣，险阻要塞、缩写着多少悲壮的故事。
战神以匆匆脚步走向了十九世纪。
中国的大地上狼四起，战云翻卷，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使战场上横遍野，血流成河。直到1945年的冬天，从内忧外患下解脱出来的华夏大地才清晰了两大军事力量相互对峙这样一条主线。
一方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方是国民党部队，他的成份比较杂，是以黄埔军校为骨干的中央军和各派系的军阀部队以及收编伪军等「汇总」起来的。一个号称八百万的庞大军事力量，很少有旧军队倒戈向中共一方。
当然也有特例，如十年内战时的西北军二十六军某部、抗战初期的吕正操所部和杨虎城所部的三十八军某部，还有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
原东北军一一一师在八年抗战最後两年走向中共阵营成为主力师之一，战斗在这支部队中的东北军将士，没有想到梦寐以求的打回老家的愿望实现之时，面前的敌人不再是日本侵略者了，而是在「九·一八」下令不让他们抵抗的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军事集团。
能够穿越历史的断隔，冲出黑暗走向光明，踏上一支部队的再生之路该是多么艰难，而由一一一师沿革的志愿军一一四师就成为早期经历最为坎坷，成份也比较「杂」，却又在再生後成为英勇无畏、每战必胜的特殊之旅。
这支特殊之旅，根不在巍巍井冈山，源也不在涛涛延河水，它的军龄之初在蛮荒的北国，跟着草莽英雄张作霖拥兵起家，在少帅张学良的「训导」下发展壮大着，生存环境十分险恶，曾与入侵者同城而，在一纸密令之下，一夜之间丢掉了营盘，最後失去了家园，被蒋介石投进内战的深渊。枪口，曾一度对着红军。
当他们成为「红军」中的一支劲旅时，他的胎记上仍然刻着曾经有过的「灰色」。从1926年的北大营到1949年的天安门，不遥远却关山重重，长路迢迢。这支部队身上重叠着的是一个浓重而深情的影子，这就是少帅张学良。
历史，再有离心力也甩不掉张学良的名字。当然，在一一一师的师史上更是永远的记忆。
一一一师的前身尚待细考，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上看，只能从旅的编成开始溯源了。
1926年冬，张学良指挥的奉军主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将预备军七十五补充团改编为三个步兵旅，其中旅长董英斌所统辖的第三旅就是一一一师的前身。至於其七十五补充团从何而来，有什么经历，还需要进一步考查。1928年，预备军改为第十一军，董英斌的补充第三旅改为五十二旅。就在这年夏天，奉军退回滦东地区，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主政东北後，奉军改为东北边防军，董英斌所部改为东北陆军步兵第五旅，下辖三个团，即十五团、五十五团和七十一团。常恩多为七十一团团长。1930年9月，张学良为调停中原大战，率二个军挥师入关，第一军军长于学忠所辖四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其中就有董英斌的步兵第五旅。常恩多的七十一团为全军前卫团，首先进入北平，接受各城门的防务。
董英斌其人不是东北人，他原是西北国民二军的军人，被张学良所提拔任用。1931年4月，东北易帜，张学良就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设行营於北平。东北边防军改为全国统一番号，董英斌旅改为陆军独立步兵第十一旅，下辖六三一团、六三二团、六三三团。常恩多为六三三团团长。同年6月，参加平定石友三叛乱战斗，常恩多团在保定一线，顶住石部一昼夜进攻，受到北平行营的表扬。
1931年长城抗战失利後，张学良下野，东北军编为四个军，步兵十一旅编入于学忠的五十七军，番号改为陆军第一一一师。师长董英斌，下辖各团番号未变。
1934年4月，张学良回国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一一一师由华北调到了湖北，归五十七军建制，军长为何国柱。
1935年在陕北，一一一师师长董英斌代理五十七军军长，在直罗镇其一○九师全师被红军歼灭，董英斌被撤职。缪澄流任五十七军军长，常恩多升任一一一师师长。
这支部队在红军面前，虽然整师整团的被歼灭，但在张学良的麾下却是一支精兵，最为权威的佐证是在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进逼西安这一关键时刻，有两支部队开往谓南最为引人注目，一支是杨虎城提议中共领导的由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一支由张学良直接点将出征的一一一师和一一二师。
作为张学良军事力量上最重的一个筹码，一一一师不负所望，激战竞日，阻止了「讨逆军」的进攻，是西安事变中唯一被派上用场、为少帅解忧的劲旅。
张氏父子从蛮荒的大地上那几间土房子里起步，一跃而成为东北三省最高统治者。张学良承业的第一功是在张作霖死後不久，日本入侵者向他施加压力，要东三省脱离中国本土，不要向南京国民政府妥协。张学良顶住了压力，毅然决定「易帜」，於1928年12月29日，使青天白日旗首次飘扬在东北上空，促成了中国的统一。
不到两年，张学良再次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大局。
那是1930年4月，国民党军阀爆发了中原大战。
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派系军队杀得难解难分，在中央军一度失利的情况下，张学良於9月18日毅然通电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率东北军主力入关驰援，使冯、阎、李同盟解体，稳定了国内局面。
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恩恩怨怨交织得错综杂，个人交往上，「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敌」。能够举起刀子压在哥们的脖子上迫其就范之举，足以说明事物的转化奥妙无穷。张学良曾五次为了解脱蒋介石应负之责而陷入极度的窘困之中，其中最让他难堪的负罪之责就是他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对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取不抵抗的做法，使东北很快沦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当蒋介石不让他说出不抵抗之举来自他的手令时，为了保住铁哥们儿的面子，他就默守着耻辱；当人们把罪责都加在他身上，送给他「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时，他一忍再忍，代蒋受过被迫下野出国考察。
张学良内心非常痛苦。
他有他的道理和解释，他曾就此在多年後作了如下的陈述：「後来有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这个我不认，我是一点儿不认这个帐的，我没有错。可是，你骂我是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当时我判断，日本人那样做没有任何好处。」张学良又说：「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要跟日本人拼的。」
毕竟这种判断失误的代价是昂贵的。一个拥有一方霸业的东北军事集团无端丧失家乡，连祖坟都没有保住，家乡父老惨遭蹂躏，惨淡经营多年的军队也尝到寄人篱下向蒋介石讨口饭吃的乞儿滋味。张学良纵有理由解脱罪责也难抚平来自心灵的创痛。他在「九·一八」以後的日子里，就把促成中国的全面抗战、解民族危亡和收复失地作为人生的追求。为此，他甘愿「上刀山、下火海」而在所不辞。
「西安事变」就是其「言必信」的重要举措。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一股政治力量促其大成，这就是为抗日在西北枕戈待旦的中国共产党。对於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在东北军与其交锋中打出来的。
失去家乡的张学良被蒋介石受命到鄂豫皖打红军，使军队越走离山海关越远，结果军心涣散，连打败仗。
直罗镇一仗终於把张学良打清醒了。他知道东北军如果再和红军打下去就完了，蒋介石巴不得东北军在内战中消耗殆尽，所以对损兵折将的张学良不给补充兵源还撤消番号，张学良深知红军实力，也深知中共的抗日诚意，於是他利用偏居一隅的便利条件与周恩来接触，他的抗日主张取得了中共的支持。
是种子，只要有阳光、雨露总是要生根发芽的。那么，东北军用
水伴着仇恨埋下的种子一旦发芽生根就要破土而出了。
一一一师就是把仇恨埋在心里、把驱逐日寇打回老家去作为最高追求的战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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