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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庸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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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某大报的有着品牌意义的一文化版被撤，同它一起被撤的还有该版的编辑。被撤的理由是，这版面办得太有文化了。
有人以为我是在说笑，只可惜这是事实。那位编辑此前此後都十分痛苦，此前的痛苦是，他不能够将版面办得更市民化一些；此後的痛苦是，深刻地没完没了地反省———自己还能不能吃这碗饭？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各路媒体，报纸要生存，要有广告，就要放下架子，贴近市场，走迎合读者的路线———这是对报纸研究的结果。他们终於发现一个词是不合适的，那就是‘雅俗共赏’。雅俗是不能共赏的，你要么就雅，要么就俗，甘蔗没有两头甜，你也别想办一份报纸，一网打尽所有的读者，使所有的人都喜欢你，你必须选择其中一个受众群而舍?其他。是走‘雅’的路线还是走‘俗’的路线，在今天的情势下，不言而喻。所以，该报痛下决心，?‘雅’从‘俗’。再进一步说，生活是什么，就是吃喝玩乐，而媒体就是教人们怎么吃喝玩乐的？！
‘从前从前，有一位吃了毒苹果的公主，沉睡了一辈子。现在，有很多的消费者每天在吃腐烂的苹果而不自觉。’一个作家如是说：‘出版业彻底庸俗化、财团化，就算是烂苹果，也可榨成果汁骗消费者喝下。’
这是个媚俗的年代。
还有个知识分子自身改造的问题。记得这一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念念不忘的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後来的‘反右’、‘文革’等，无一不是想把这件事情进行到底，但效果始终没能令他老人家满意。如今，不用那么多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早已放下架子，与世俗做着最紧密地结合。他们或者走仕途，或者去经商，他们谈‘情商’，以成功论英雄。这年头，谁要还侈谈主义、文化、道德、责任，侈谈尼采、海德格尔，谁就太酸了，谁要是说谁是‘作家’，也就相当於骂谁。王朔早在十年前就说：‘啥也不了，就去当作家了。’
什么也没有文化人自己否定自己来得更彻底、更令人寒心：你看，张承志们绷足了劲，什么精神层面、道德层面、形而上……一登场就遭到文化人的围追堵截，在这场寡不敌众力量悬殊的战争中，与强大的社会风气、潮流作战的张承志们，犹如孤胆英雄，又像堂吉诃德，总让你捏把汗，不知道他们‘红旗还能打多久’？
学校裹培养出来的博士，应该说是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了吧？先前我们因为他们不谙世事埋头学问，嘲笑他们‘傻得像个博士。’如今谁再这样说，谁就太不了解现在的博士，或者说是太抬举现在的博士了。现在的博士再也不会傻得像个‘博士’了。我有幸与博士在一起工作过，走出校园的博士们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对自己的成功的注脚是‘一不留神’，他们尽力地洗刷身上知识的痕迹，尽量地缩小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在另一方面，他们那么自然地与官僚阶层、与利益做着亲密接触，他们大都是一个单位或部门的头。在深圳，在有人依然愿意以博士来装点门面的现时，以博士的身份弄个总经理当当，实在是件很容易的事。
他以博士混世，却又摆出一副不以博士自居的样子，在这点上，他获得了双重的胜利。要我说，这才是学问。前者，是资格，资历，没有这个做前提和基础，後面这句话就落了空；相反，如果当了博士却去清高，不谙世事，书生气十足，像陈景润那样，读书读得头撞到电线杆子上，人民群众就会嘲笑他，疏远他，他的仕途肯定就不那么顺。只是，在我看来，他那个博士学位，真是可惜了。
我当然愿意把这看成是特殊现象，而非普遍现象。
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让你想到那个寓言：是谁让我们脱去了衣服，是寒冷的北风还是温暖的阳光？
否定、拒绝和耻於崇高，以粗俗、世俗和反文化的形象面世，是这个社会的流行色。
文化从原先固守的高地上，一寸寸地萎颓，一寸寸地放?。
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道德底线’，如果知识分子整体堕落了，那么社会的良心和道德的堤防又何在呢？对於这种现象，作家隐地说：社会无止境地向下沉沦，我们真的是一寸寸地接近腐烂……
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活跃、锐利，令我们欢欣科学的春天来临，到了九十年代，思想界集体大溃退，转尔向世俗求和。王朔便是在这个时候被社会接受?走红，成为这个庸人哲学时代的代言人的。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语式，不仅走遍大街小巷，而且在知识圈也经常听到。
朱学勤认为，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都会造成民族整体思想意识的滑坡，而後，民族整体思想意识又会修复创伤向上攀高，如果攀高不成就会再行向下突破。朱学勤还认为，知识界认同用痞子化的东西否定崇高，这说明知识界自己积累的精神资源十分薄弱。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寄希望於时间，寄希望於时间对我们精神、思想创伤的修复和文化元气的复原，寄希望於有足够的时间来积累我们的精神资源，然後我们去攀升。
罗曼·罗兰说：‘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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