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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不公贫富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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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贫富悬殊，达到共同富裕，中国这一长远目标的实现要靠一个平等合理的制度作保障。
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产物
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推行平均主义，多少一样，好坏一个样，整个社会财富极端贫乏，劳动者之间基本上不存在贫富差距，共同贫穷。
但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从‘均贫’走向贫富悬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很快使一批批新贵在社会上崛起，家产上百万、上千万的富豪大有其人。1993年国家工商局清点出中国私营企业中的百万富翁有500名，1994年将这个数字提高到10倍，1995年据《中国工商时报》透露，中国的百万富翁在300万以上。若以1995年的数据推断，如今中国的百万富翁应远远超过1000万人，特别是近年来，除了作为富豪主体的私营企业家以外，一大批新富阶层如金融投资者、娱乐圈和体育界名星、外企中的高薪打工族、成功自由职业者的人数也剧增，他们的年收入也在百万元以上；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仍有5000多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乡都有一个贫困群体，在农村，目前尚有3400万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在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处於180元以下的居民也有1900多万人。世界银行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逐年加大：中国的基尼系数（0≤基尼系数≤1，其值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80年代初为0．28，到1995年为0．38，这一数据除了比撤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东欧国家要大，1999年上升到0．467，比认为非常不平等系数0．4还要高。
贫富差距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提高的结果，体现了多劳多获、能者多获的公平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富者心安理得，贫者心服口服，形成‘先富’带动‘後富’的良性循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但问题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不都是在公平原则中产生的，更多的是由於政策倾斜、行业垄断及权力腐败等不公平不合理因素造成的。
政策倾斜导致东西部、城乡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东部沿海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优惠的投资政策，使本来在地理环境、基础建设等方面处於劣势的中西部地区无法站在同一水平上与东部沿海竞争。虽然中国的矿产资源大都在中西部，由於缺乏国家投资政策倾斜，中西部蕴藏的巨大多能未得发挥，与东部沿海的距离越拉越远，1978年东西部两地的年人均收入相差不过200元左右，但随後20年，东部增长速度比西部高出4个百分点以上，1998年东部年人均收入达到3600元，高出西部近3倍。
建国以来，中国走了一条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优先发展工业的现代化之路，国家对农村实施种种不公平的政策，是造成广大农民贫困、拉大城乡居民的差距的人为因素：过分向城市、向工业倾斜投资体制和政策，堵塞了贫困农村寻求资金来开发本地资源的渠道；极不合理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民在为城市工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利益大受剥夺；国家的福利政策基本上向城市职工倾斜，农民的住房、医疗等费用全靠他们自己解决，不公平的福利政策使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带有人身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流动，使农民脱贫致富的路子越来越窄。近些年来，虽然政府不断对贫困农村施行扶助政策措施，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但得不到缓解，而且呈逐年加大趋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於农民人均纯收的倍数，从1990年的2．2扩大到1997年的2．47，再到1999年的2．65，考虑到农民收入易被高估，如自产自用部分估价高，而城镇居民收入易被低估，如各种福利待遇估计不全等因素，因此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更大，据测算约在3．75－5倍左右。
国家不公平的社会福利政策客观不但造成农民利益受损，而且也造成城镇的低收入阶层利益受损，加剧城镇内部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住房、医疗等福利基本属於社会再分配，福利在城镇内部分配按理应主要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但事实却不然，由於福利分配是通过部门和单位实施的，因此掌握或接近政府福利资源的部门和单位更容易获益，而这些部门和单位通常在初次分配中已?尽优势。
行业垄断造成行业间差距扩大
国家长期维持行业垄断存在，使得垄断行业职工在不公平竞争中以较少的投入获取丰厚的利润，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因为垄断价格大大高於合理的市场价格。‘价格差×消费数’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一般的合理利润。据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推算，中国民航垄断‘租金’（‘价格差’带来的利润）每年多达75亿到100亿元人民币（此数是他仅从民航公司可以打20－30％折头来经营算出）；中国最大垄断行业电力业，垄断‘租金’更是达到?中国大约8万亿元人民币GDP的0．75－1．5％的天文数字。因目前中国垄断行业基本上是与老百姓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行业，垄断‘租金’造成的损失几乎都转嫁到其他行业的老百姓身上。
由於体制和政策的漏洞，造成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在参与经济活动中仅靠特权一夜间暴富。如果说，80年代初批文拥有者赚钱速度比从地上捡钱还要快，这话一点也不张，当时资料显示：建材平价进议价出1吨可赚500元，按算，只要拿到2000吨的批文即可成为百万富翁。但要知道，这巨额利润之所以能在转手之间产生，原因是有许多老百姓的利益被牺牲了。
让中国回到平均主义年代自然行不通，但任由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下去同样行不通，特别是当许多人越来越膨胀的财富是建立在不平等竞争之上靠不正当手段攫取的时候，贫富差距过大将不仅会影响我国目前不足的消费需求，削弱经济增长的後续力量那麽简单，而且会造社会不稳定因素。
癋且，贫富差距过大与社会主义远大目标及大多数中国人的理想格格不入。一百多年来，几代中国人前赴後继奋的目标不仅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而且要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新社会；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也不只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且要以‘先富’带动‘後富’最终达到全民共同富裕。中国的繁荣是全民辛劳的成果，但如果这繁荣只让社会一部分人享有，而让另一部分人在种种不平等中成为富人积聚财富的牺牲品的话，那麽中国的改革就不算是成功，千千万万中国人以生命代价换来的革命成果也付之东流。
提高贫困者收入是解决问题出路
为缩小贫富差距而?取削减甚至没收富裕阶层的财富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唯有在继续保持富裕阶层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大幅度提高贫困阶层的收入水平，使贫困阶层尽快脱贫致富，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脱贫，一方面是贫困者自身的事情，靠他们努力拓宽创收门路；另一方面又是政府的事情，靠政府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倾斜政策扶持。
近年来，正当我们欣慰地看到，政府不断推出如开发大西部战略、农村税费改革等较有效的救助贫困的大举措，使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希望变得越来越亮色的时候，也遗憾地发现，造成贫富差距恶化的各种政策不公问题仍被忽略，如国家的投资政策仍在继续向城市、国有企业倾斜，城镇的福利政策仍在向高收入阶层倾斜，最明显的是住房福利政策，按目前的房改政策，原来房改过程中得不到实物分房的中低收入职工群体，在房改後仍得不到货币补贴，相反，机关及效益好的企业单位职工，本来大多已享受实物分房，房改後又能享受财政补贴和优惠的政策分房，这样的政策将造新的贫富分化。
中国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固然值得高度关注，但造成贫富差距恶化的种种不平等更应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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