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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打假一把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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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人士透露，外资企业‘地下打假’程序一般是先到市场调查假货，由假货零售商追踪到一般批发商，再由一般批发商追踪到大批发商，最後顺藤摸瓜，追到制假工厂，等到查清假货的真正来源後，他们再把相关资料提供给工商、质监、公安等执法部门，并配合他们执法。
仅去年上半年，美国宝洁公司就配合中国各地的执法部门开展了三百三十五次打假行动，搜缴假货二十八万多箱，价值近亿元人民币。爱普生公司去年与深圳市技术监督局联合清理制假、售假，在深圳市共查获了五处制造、批发及零售爱普生假冒墨盒的工厂、仓库、办公室和店铺，收缴假墨盒万馀只，价值人民币二百万元。
辉煌的战绩背後，是沉重的代价。越来越庞大的假货数目让企业不得不投入越来越高的成本。联合利华中国公司负责打假的黄律师说，假货似乎是越打越多。联合利华雇用的打假人数激增，已从一九九七年底成立时的三个办公室增加到现在的十二个办公室，在中国市场投入的打假成本二OOO年比一九九九年多了整整一倍，达一百万美元。据悉，与其同分中国日用品市场的宝洁公司在打假上也付出了同样大的代价。
然而对於没有执行权也没有裁判权的企业以及他们雇用的打假公司来说，除了对市场调查的专业能力和积极性以外，没有其他的打假优势。执法部门的配合才是企业打假成败的关键。一旦遭遇‘地方保护主义’，执法部门不积极配合，企业就只有拿着高价买来的制假售假情况报告嗟叹，不能有任何作为。
即使在执法部门的配合下查获了制售假者，对其处罚往往与企业自己的利润没有直接联系。企业依法能够得到补偿，但有时被抓获的造假者已转移了资产或已无偿还能力。企业打假无直接利益无疑会伤害企业打假的初衷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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