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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波的唯物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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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布鲁诺，深信?全力支持哥白尼的新天文理论和宇宙无限的思想，因而被教皇克莱芡八世视为眼中钉，经宗教裁判所拘捕、审讯，最终由教皇下令处以火刑。布鲁诺在宗教裁判所审讯时发表过一篇演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庄严宣布，存在着跟这个地球世界相似的无数个单独世界，我同毕达哥拉斯一起认为，地球是个天体，它好像月亮，好像其他行星，好像其他恒星，它们的数目是无限的。所有这些天体构成无限的世界，它们形成无限空间中的无限宇宙，无数世界都处於它之中。’
摘引布鲁诺的上述演说，希望阐明：一、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无限而多元化的世界；二、不应该用‘宗教裁判’的方式方法来探讨‘赌波合法化’问题。
‘赌波合法化’的利弊，各方已谈了很多，综合起来就相当全面，这不再赘述，一言蔽之是‘利大於弊’。作为探讨，一是要实事求是，不可无限大，无限上纲；一是要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加以判断，不宜固执，不宜僵化。
历史发展的眼光对於判断事物十分重要。香港原本禁止赌波，现时的法例规定亦如此，只是近期有人（包括政府官员）提出是否让赌波合法化的问题，这就有可能导致一段历史的发展。
看待赌波合法化问题，当然应该实事求是，正视赌波客观存在这一现实。这也是一个‘拣苹果’的问题：一‘烂苹果’是黑市赌波，另一‘烂苹果’是合法化的弊处，‘烂’的情况和程度不同，阁下拣哪一？
另一项必须实事求是的考量是：不宜将赌波的‘罪孽’无限上纲。今日赌波等同‘嫖’、‘毒’，明日会不会等同杀人、放火？
有论者一再指摘政府提出‘赌波合法化’是为本港经济增税开源。在现阶段，这一指摘不免有‘欲加之罪’的嫌疑。其实，这只是可能性之一。这种指摘亦不符法治精神。‘普通法’（‘海洋法’）的精粹之一是‘无罪推定’，当政府尚未立例徵收‘赌波税’时，不能根据可能性或‘想当然’就判定政府‘罪名成立’。即使根据‘大陆法’，政府尚未抽税，亦很容易证明自己‘无罪’。到今天为止，政府在这方面是‘清白’的。值得指出，他日即使政府开徵‘赌波税’，诚如其他博彩税（赌马、六合彩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亦不能视之为‘罪恶’。同时，民意多数主张：赌波的税入必须用於社会福利、慈善事业。这亦可以套用一句‘把坏事变好事’。相信马迷、球迷均有‘做善事’的心态。
在多元化社会，‘包容性’颇为重要，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可能造成独裁者，亦可能造成伪君子。心理学家汉寿华德在论‘成见’时指出
：‘你先相信如此这般，然後再找理由去证明你的信仰。’将赌波看成‘罪大恶极’，恐怕多少是有些‘成见’的。其实，‘小注怡情’，亦是一种娱乐。事实上，逢‘球季’时有些青年确有‘小注怡情’，却未见他们被荼毒到个个成了狂赌滥赌的赌徒。将赌波（或赌马、打麻将）看成‘十恶不赦’，大概就是心理学家盓内所指的‘既见错觉’或‘回想错觉’。对赌波合法化的利弊，应有公正、合理的判断。心理学家马莱认为，赌博是一种‘社会欲求’，对个人而言则是‘心因性欲求’。从赌马、赌波到炒股、炒金，莫不如是。在自由社会，除了法律规范，尚需理性控制。假如说赌波合法化会戕害社会，以至令香港沉沦，相信属哗众取宠，‘靠吓’一类。世上的名城，或许?非处处有赌马、赌波，但购买彩券或炒股、炒金则?不少见。假如某地真有文化，绝不会因炒股或赌马而湮没。多位心理学家提出，‘十诫’之外，应有‘第十一诫’：‘你不要过於自扰了。’污泥和莲花可以共存。
希望‘?化’社会，出发点相信是好的，这也是值得人们敬佩之处。但放眼世界，哪有绝对?化的社会？或许，移居荒岛才有可能。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常常很大。莎士比亚说：‘富於希望的鲜花，结不出灿烂的果实。’无论人生或社会，均难十全十美。夫复何言？
理想之於青少年，在父母之於子女，在师长之於学生，当然希望他们日後个个是孔子、孟子，人人得诺贝尔学术奖项。不幸的是：希望与结果差距太大。因此，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大抵只是?取一个较为折衷的标准：希望年青一代学有专长、服务社会，而且是一名奉公守法的好公民。至於人类最高文明的代表，只能是榜样，是楷模，而非标准，否则，岂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学生会‘不及格’？
当然，人们绝对不应亦不会鼓励青少年去赌马、赌波、炒股、炒金。正相反，必须禁止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者参与这类活动。这亦是社会和公众对政府的要求。
探讨‘赌波合法化’问题，必须平衡良知和现实。列宁说过：‘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恩格斯说道：‘再没有什麽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适用於一切场合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假如禁止赌波的法例形同虚设，不受大众尊重，而对触犯该法例的人士亦不能判以重刑（例如不能等同吸毒、贩毒），那麽，赌波合法化亦不失为变通的方法之一。庄子曰：‘礼义法度者，以时而变者也。’对赌波合法化而言，可以形容为‘两害相较取其轻’。法度‘以时而变’，亦即以现实情形而变，这也是唯物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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