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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农村试点‘费改税’爆出热门话题 四会富农‘越减担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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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国农村继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八十年代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後的又一重大改革，其基本内容是把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改为农业税及其附加，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制轨道。记者日前获悉，在广东省试点实施农村税费改革的四会市，其改革试验取得明显效果。最近，该市将改革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上交省财政厅，而省厅将参照该报告制定出方案，年内会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税费改革。每一项新的改革，必然会遇上许多问题，在这次的改革过程中，四会市究竟会遇上些什么问题？又将对广东全面推行此项改革带来什么的影响呢？对此，记者赴四会进行了深入采访。
■元鸣
‘费改税’移走千斤担 农民种养热情高涨
‘减了！真的减了！我们农民的负担终於少了！’在四会的村镇采访中，记者听得最多的就是这么一句话。种了五亩柑桔、三亩水田的农民马某向记者报喜：‘今年荷包鼓多了，不但水果卖了个好价钱，费改税更使我家减少了600多元的负担。’
四会是去年广东省三个税费改革的试点县（市）之一（另两个为粤西的徐闻县和粤东的兴宁市），也是真正实施了改革的地方。此次改革的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即‘费改税’：取消农村教育附加费、教育集资、乡镇统筹，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取消屠宰税、调整农业税等。去年该市制定了《四会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并於去年6月30日起在全市部署实施。《方案》以税收的形式规范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去年，该市为农民减负1000多万元，减负率为65．56％，实现了中央下达的减负20％的目标。
在四会市黄田镇沙糖坑村，农妇朱亚容告诉记者：‘去年我家少交了两百元，轻松多了。’她向记者出示了两叠单据，一叠只有两张，她对记者说，这是去年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证。另一叠则有十数张，名目繁多，有乡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政优抚费、管理费等。‘这些都是改革前的收费单据，现在农民种多少地、交多少税，心里清清楚楚，村、镇再也不敢多收费、乱收费了。’朱亚容高兴地说。
在黄田镇镇委，记者了解到，‘费改税’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以往高多了。镇委一官员告诉记者，黄田镇有近两万人，以往各式各样的收费像千斤重担般压在农民的身上，农民种田根本赚不了什么钱，所以该镇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出外打工。去年改革後，全镇仅有300多人外出打工。
一名刚扩种了30多亩柑桔的农民给记者算了一笔帐：去年每亩种植柑桔三百株，亩产近五千公斤，年收入达十万元以上，比外出打工强多
了。
两成农户负担持平或加重 ‘富者多赋’显示税法公平
虽然大部分的农民都告诉记者，‘费改税’使他们的负担大为减轻，然而，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还是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在四会的大沙镇，一李姓农民告诉记者，自去年实施了税费改革後，他家的负担不但没减轻，反而比以前重了，特别是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比往年多了几倍。不过，李对记者说，虽然这些税费比以前多了，但他们的生活还过得去。
像李某这种情况的农户，记者在大沙还遇上了十多户。‘费改税’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负吗？为什么这些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了呢？面对记者的这一疑问，四会市委办吴姓官员解释说：‘你可能以为出现了什么腐败现象吧？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是四会这次改革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之一，也将会是广东省全面推行税费改革後必然面对的问题。’
这位官员还说，内地农民长期以来的负担主要体现在供养乡镇政府部门的冗员、各类达标活动所需费用以及教育收费。农民在农业税上的负担并不重，甚至可以说是很轻。通常的情形是：经济越不发达，农民收入水平越低，负担越重。此次税费改革正是为了移走这些压在农民身上的重负，国家以後只向农民征收‘两税（农业税和特产税），两附加（上述两税的附加税）’税跟田走，农民的田产越多、收入越高，其交纳的税款也就越多。四会虽然在经济上比不上珠三角地区，但比粤东、粤西等落後地区强很多。一直以来，农民的负担并不是很重。这次改革的前五年间，四会人均收入为4000馀元／年，人均负担为80．7元，远远低於中央规定的负担不能超过人均收入的5％这一标准。
对於大沙镇农民的投诉，该官员说，这符合‘富者多赋’这一税法公平原则的。大沙是四会最富裕的镇之一，不但种田大户多，许多农民还养殖各类高收入的经济鱼类。‘费改税’以後，调高了亩产和税率，他们交纳的税款比落後地区要多，但是这是他们完全能够承担的。据统计，全市26万农业人口中，有八成在这次的改革中真正得到‘减负’，有两成则是持平或超出。
这位官员还预料，在广东省全面推行‘费改税’後，这种部分农户负担加重的现象会在珠三角地区有更明显的体现。
在大沙镇镇政府，专门负责这次改革工作的该镇财政所罗所长告诉记者，相对四会其它镇而言，大沙农民减负的幅度相对较小，但大沙的实际情况和其它镇不同。据罗介绍：四会市在制定出《方案》前，做了两项基本调查：一是土地变动调整，通过这项调查，政府彻底掌握了农
民第二次土地承包的合同，清楚了解了每名农民所有的田产；二是产量核算，国内目前的农田亩产量核算标准还是沿用五十年代的标准，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应用在农作上，现在农田的亩产实际数量和当年已有很大差距，这次调查後，把农田的亩产调高至四—五百斤。与此同时，国家也对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征收税率作了向上的调整。这样一来，大沙镇那些推田为塘、养殖高收入经济鱼类的‘富农’当然对此有明显的体会了。
罗所长打了个比方：假设你是农户，在贫困地区生活，种田收入为1000元，减了两百元的负担，但多交了40元的税款。而在富裕地区生活，养鱼收入为6000元，减少了两项负担，却多交纳了六倍的税款，从数字上看，富裕地区的农户交的钱是比贫困地区多，但你会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呢？答案是很明显的。
媒体眼中只有减负 引导农民也是关键
‘“越减负担越重”这问题，还体现出了一个宣传导向的问题。’四会市委办吴姓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对记者说。自从中央提出税费改革以来，大多数新闻媒体对这次改革的报道重点都放在了‘减负’上，四会实施‘费改税’後，接待了不计其数前来采访的记者，他们采访的第一句话基本上都是问：‘你们这里减负了多少了？’其实，按照中央的要求，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减轻，规范，稳定’。‘减轻’即通过改革切实减轻农民的实际负担；‘规范’即要加快形成农村规范的税费政策和征收办法；‘稳定’即新的农村税费政策、征收办法及农民的实际负担水平要保持稳定。而媒体一味地把调子定在‘减负’上，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政府和农民的矛盾。四会市就有不少农民对政策不理解，纷纷到市里甚至省里上访或投诉，虽然他们最终都在市或省有关部门的解释中得到理解，但这种不必要的摩擦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这位官员还说，通过这一段时期的改革，我们对改革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我们认为，改革首先要减轻农民负担，但最终的意义和目的，是如何真正把农民带上致富道路。
在黄田镇，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官员对此有更深的体会。他对记者说，看到国家和政府这么大力度地减轻农民的负担，真的很高兴，但是要看到的是，农民的素质还比较低，对一些事情的理解往往只停留在表面。长期来，村民抗税事件在农村屡屡发生，即使是在实行改革之後，不自觉交税的农民仍然存在。农村基层工作有时不能只靠思想政治工作，在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来保证‘两税两附加税’按时征收到位。他希望，新闻媒体在报道‘费改税’时，不仅要对农民负担减轻与否的问题进行监督，也应适当宣传农民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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