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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化非社会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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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时期探讨过‘罗湖通关’、‘赌波合法化’等课题後，《香港商报》日前又提出‘反思香港’的议题，很有意义，也很有见地，堪称‘有益有建设性’。
无论一国、一地、一家、一人，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反思，可以有成功的喜悦，也可以从失败中取得教训，并以此作为新阶段的起步点。这样的反思，有百利独镛一弊。
香港回归已是四年。这四年，香港和香港人均经历了很多很多。单是一场金融风暴，至今仍遗祸未尽。例如，二十三万户负资产业主；又例如，经济复苏未能惠及普罗大众。
‘反思香港’，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进行，例如社会、政府、经济、工商、文化等等。本文试以社会层面作一反思。
这四年来香港社会最大的特色便是政治化，事无巨细，似乎总有人将之提到政治层面，或进行政治性的阐述，或采取政治性的行动，例如示威、抗议之类。其结果，其要害，就是破坏了香港人原有的平和及团结，令港人的精力和部分社会资源虚耗在‘内斗’之上，令人嗟叹，令人惋惜。
造成本港社会政治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原因。回归，是历史的分水岭。但历史毕竟不能割裂，正是：抽刀断水水续流。从历史角度看，本港社会政治化实肇因於港英统治末期，特别是彭定康主政时期的有计划布局。这也正是英国撤出殖民地前一贯采用的手法。简言之，政治化，让当地人因政治、宗教、文化或阶级等因素分成两大派，自己‘斗个你死我活’，看看能否浑水摸鱼从中获益。因此，本港社会政治化这笔‘帐’，不能不算上港英和彭定康的份。
其次，社会政治化的迅速形成，与本港一些政客的政治野心也大有关系。这些政客有其共同点：一为‘反中’，一为‘反政府’，一为‘唯恐天下不乱’，一为‘哗众取宠’。这些政客容或不同党派，但以上四点则并无二致，所以市民不难见到他们常常联合行动。四年来，某些政客的所作所为，其目的和结果，大抵均可用‘乱港’二字形容。
第三，本港某些人蓄意大搞政治化，看来还是有外国背景的。这里有三项重要佐证：一是某些人晋谒唐宁街十号‘面授机宜’或‘聆听指示’；一是获白宫主人接见‘予以鼓励’；一是某政党的‘顾问’原是某国政界人士，至於此‘顾问’是否是‘太上皇’，则局外人不得而知。
搞政治活动当然也少不了经费。本港尚无严密的政党、政团法例规管经费来源，有关的收支对公众而言也谈不上有什麽透明度，由此则衍生以下疑问：某些人或某些政党的活动经费之中，未知是否包括了外国政府或外国团体的捐款？假如有，则又是否合法？
不论古今中外，社会政治化，实非社会之福，更非市民之福。其一是社会资源在政治化的‘内斗’中大量损耗，其中当然包括最可宝贵的人力资源；其二是社会因此不得安宁，成日价吵吵闹闹；其三是重政治必有轻经济（及其他）之虞，肯定损失不赀；其四是破坏了民众的团结、和睦，有道是‘家和万事兴’，社会这个市民的大家庭道理也相同，社会因政治化而不和，岂能再侈言‘兴’字？
回归四年来，香港市民已见到社会政治化的种种弊端，所受教训实在不少了。‘反思香港’，就应该记取教训，革除弊端，令政治化从此淡出社会。坦白说，即使是做‘经济动物’，也比做‘政治动物’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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