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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儒商系列]余思牧：文海商海游刃有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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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余思牧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天!这天，珠海市隆重举行庆祝珠海经济特区建立十周年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田纪云、叶选平等参加了这次盛大的活动。在庆祝大会上，市政府对支持特区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二十六位海外侨胞及港澳台同胞颁发“渔女金像金牌奖”。余思牧和霍英东、李嘉诚、包玉刚、马万祺、胡应湘、曹光彪等人走上讲台领奖。 《人民日报》(海外版)於九十年代初分别以“亚洲女皇”“赤子之心”及“天涯游子芳草心”(分别连载五日及二日)为题，详细报道余思牧投资国家建设、支持开放改革的动人事跡。《人民日报》的文章讚扬道：“祖国在他(指余思牧)心目中就如同母亲的地位，所以他不计较得失，他只是去做，不懈地做，一点一滴地努力着，用海外赤子的心去报效这个生他养育他的祖国。” 《巴金书简》一书收錄了九十一封书信，其中有二十七封是巴金致余思牧的。《香港文学作家传略》，二千多页中有三页是余思牧的传略。 ……。 读者或许会问：余思牧是谁？ 研究巴金成绩卓然 跟余思牧神交多年了，一直无缘相识。直到九十年代初，余思牧多次给文汇报文艺版投稿，作为编者的我才认识这位谦谦君子、煌煌学者、成功的实业家。 坐在我面前的余思牧，虽说年逾七旬，加上年前心藏动过大手术，但看上去他仍精神矍铄，一副镶着金边的眼镜里，是炯炯有神的双眸。他接受我的访问，谈到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学者到实业家、又从实业家回到学者的心路历程以及宏愿与追求。余思牧的成功，有机缘巧合；有刻苦读书；有亲友支持；有自强不息；有聪明才智；有世事历练……他创造了丰盛的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数据库核心期刊《巴金研究》的主编在介绍余氏时说：“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作家余思牧先生，原籍广东省，早年移居香港后又定居加拿大，写作不輟，其人生道路充满传奇色彩。他的作品深受本刊及广大读者的厚爱。” 余思牧是华人作家中较早研究巴金和冰心并取得卓越成绩的专家。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已出版了《巴金杰作论析》；一九六四年又出版《作家冰心》、《中国文学史新话》、《作家巴金》专著；此后他又撰写了《巴金年谱简编》(八十万字)以及《巴金年表长编》(一百五十万字)和《唐诗杰作论析》、《宋词杰作论析》。 我问余思牧，在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为什么对巴金情有独钟，专门研究巴金？他说，一九五四年应香港南国出版社之约，进行巴金评传《作家巴金》的写作准备，于是他写信给巴金，从此二人不断通讯，文革后又多次聚面，坦诚相待，言无不真，因而开始了一段忘年之交的友谊。余思牧十分敬重巴金，认为巴金是他走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道路的启蒙人。“巴金对待陌生的只能算是普通读者之一的我，一开始就以願交天下之士的态度来相待，情意殷切，我确确实实地感到他的亲切、信任态度，接触到他的鼓励、帮助和诚意。”“如果没有这些，我不会写成《作家巴金》，也不会至今仍耽於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中。” 看了余思牧的著作年表，用“著作等身”四个字来形容他的文学成就，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的文学生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从一九四一年至近年，他除了专事研究巴金和冰心作品取得累累硕果之外，还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他认为《作家巴金》、《作家冰心》及《诗和诗的理论》是其代表作，而小说《葡萄架下》及《歧途上》则是他早年较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余思牧告诉我，他已完稿并准备公开发表的著作有：《宋词论叢》(共六册，约三百万字)、《巴金生平和学术新探》、《巴金晚年生活的研究》(约五十万字)《对巴金十到香港的探讨》和《对茅盾三居香港及其作文艺活动的探讨》等。 酷爱读书醉心写作 余思牧是加籍华裔作家、学者。原出生於加拿大，五岁便随家人回广州及故乡开平读小学。由于一九四一年发生太平洋战争，不能返加，便留在中国完成他的大学教育。他自幼便喜爱阅读，家中藏书亦丰，他的家中长辈为他订了当时上海出版的《儿童月刊》及《小朋友》之类的杂志。父亲是加拿大华侨，每回往返中国，需乘船一个多月。为了解闷，他父亲便买了大量的书籍在船上阅读。这些书籍包括新文艺创作以及明清章回小说。父亲返回加拿大时，便把所有书籍留下给余思牧。所以，余思牧从小便受父亲的影响，酷爱读书，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他读小学五、六年级时，已读完《唐诗三百首》、《说岳全传》、《七侠五义》、《薛仁贵传》、《薛丁山征西》、《洪秀全演义》等章回小说。他说，当时对四书五经和唐诗不全读懂，但已接触了古典诗文。到了高中时代，余思牧便开始有系统地接受新文学教育，读了鲁迅、茅盾、冰心、巴金、许地山的大量作品，从而为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奠下了基础。 “余先生，你从小就爱读书，后来不但读书，而且写了那么多书。你有什么读书经验和心得？” 他略加思索，回忆道：“我的读书范围一直很广、很杂。中学时已被老师出题作《元曲与水浒人物之比较》之类的论文。所以，中学时，我在中国文史方面的阅读很广、很出格。入了大学，我唸的是经济系，於是对西欧的哲学、货币与银行学鑽研较多。”后来他一面唸大学，一面当报社编辑，又对新闻学产生兴趣。他于一九四三年出版了一部流传颇广的《新闻学手册》专著，并任广州文化大学新闻系讲师。可见，余思牧的确做到博览群书。一九四七年他在东吴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后返回母校广州大学当讲师及出版组主任。一九四八年后，在香港“中业专科学校”及“联合书院”中国文学系任讲师，直至一九六八年才转业从商。他继续说：“我读书可说是从杂到专，从广到精。我一向是对感兴趣的书刊，略读一次；对有可参考之处加记号、作摘记、笔记，然后选精彩有用的再读、作摘记、笔记、索引、咭片。我好追求原始材料，进行独立思考，不满足於作者的引文，即不尽信书，常从别人的论点反向作思考，以求不落俗套，不随主流。” 最近二十年，余思牧在百忙的商务活动中，每月仍订阅内地与香港的二十多种文、史、哲报刊杂志。他说自己是新文学的读者、然后才是研究者、讲授者和创作者。他每天都要剪报贴资料，要为今后的写作作准备，搜集大量的资料。 在一九六八年以前，余思牧主要是在香港从事教育工作和出版、编辑工作。他在中学、大学当过语文、文学或财经学教师，讲授唐诗、宋词、现代文学及货币学、工业现代化专题，并编写过语文教科书。他说：“我是从阅读中学会创作、从写作中提高对中国语文、文学的认识，又把这些认识总结而成为写作材料。不断学习、不断工作，我从商也是风云际会，在工作中学习，在摸索中前进。我是每天从零开始，去思考、去求进步，不断反思，不断检讨，总结经验是我的生活习惯。” 余思牧虽然加入了加拿大国籍，但他的血管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他在七十多个春秋岁月里，心系中华，胸中装的是民族情以及赤子心。他年轻时在香港、曲江、广州和上海受教育，学有所成；而后又长期在香港工作与从商。因此，他对内地、对香港是情丝缕缕的。 余思牧在岁月的长河里，每日都在创造丰盛的人生。而他的丰盛人生，却始终繃紧两根爱的琴弦。一根是他的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另一根则是他的热爱中国文学事业的情怀。正是这两种情怀，构成了他的丰盛的人生。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开放、改革事业激励着远在加拿大的余思牧。刚巧他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友人分别与中西财团结上关系，力邀余氏自加返港，合作进入中国探求投资、贸易的机会。於是，他决定回港发展，支持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他充满豪情地说：“我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国生活，但身为炎黄子孙，我心内常渴望有机会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谋求中国的富强是我年轻时的热切期望。” 一九八四年，应中东某财团通过“马来西亚海外投资集团”(M.D.I.C)及“泰国辉邦投资集团”(F.K.C.G)之托，余思牧给中国贷款六十亿美元，为此进入中国十六个省市开展业务洽谈活动，并与中国政府合作成立“珠海特区余氏新科技开发基金会”，统筹投资、引进的各项活动。此外，余思牧作为西太平洋集团机构总裁，决定由其属下的西太平洋贸易公司总代理内地皇妹啤酒的销售，使皇妹啤酒大量出品，畅销全球。 “西太平洋集团”在加拿大的控股企业“海能高科技公司”(T.S.E.C)亦与中国福建省、河北省的电力局签署了计算机设计及电脑操纵电錶、水錶合作开发合约，为中国引进资金及高新技术。 是什么原因促使余思牧为中国引进外资六十亿美元呢？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到中国投资呢？是什么因素诱使他把高新技术引入中国？ 余思牧深情地回答：“我自青年时起，即感到中国备受列强侵凌，国弱民穷，因而追求救国富民之道。几亿同胞的温饱、饥寒，时刻牵动我的心。我的根在中国，我的希望也在中国。现在，有了这个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机会，我自然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奔走。” 是的，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前途同祖国的命运与前途联系在一起，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才能获得丰盛的人生。余思牧的丰盛人生，叫人看到海外赤子一颗拳拳之心。难怪余思牧会作为二十六名外商代表之一，在珠海特区建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领奖时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一九九二年他还成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贵宾，特邀上京，与社长邵华泽、总编辑张虎生等共叙十天，畅谈中加新闻文化交流的问题。 问到余思牧晚年在文学上还有什么远大计划。他不假思索地说，他虽年过七十，但并不以为自己是个老人。他还有一批写作计划，如要完成长篇小说“大时代三部曲”：《青春岁月》、《大江南北》、《洪流烈火》；要完成《中国现当代文坛漫步》；要修订《国学新话》及《中国新文学史话》等。他希望踏踏实实地多写几本大书。 余思牧就是这样：永远充满朝气，永远热爱生活，永远醉心於文学，永远要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永远热恋自己的祖国……。 |